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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斋 > 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 访罗见闻
 
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中国银幕上只有那几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样板戏”在高歌不绝时,罗马尼亚译制片《斯特凡大公》的出现,曾为九亿神州带来一股清风。影片那恢宏的气势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让中国观众着实受到了感染。那时,在人们印象里,罗马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度,它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现代的文明,社会主义的文化也是璀璨辉煌的。同时,由于罗马尼亚在对苏联态度上,往往表现出独立不羁,因此中罗两国的政治关系,也一直平稳积极地发展着。这一切,构成了中国人对罗马尼亚的向往。

可是,在随后的若干年里,当冷战意识形态开始一点一点飘散,国家间的关系变得务实起来时,罗马尼亚的事情也渐渐为人们淡忘了。然而,忽然有一天,从罗马尼亚又传来令人震撼的消息:这个国家一夜间发生了剧变!它的最高领导人遭到了处决!令中国人百思不解的是,原本和谐、安谧和友好的罗马尼亚人,为什么突然采取如此激进和毫不容情的手段?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过去二十多年,它到底积累下什么东西?它那令世界瞩目的剧变的原因何在?剧变后的罗马尼亚又是个什么样子?遗憾的是,疑问虽多,可被黑海浪花润泽的罗马尼亚,却始终像一团雾。我曾经观看过处决罗最高领导人的现场镜头。那情景令我震惊。我不知道今后是否有一天,我能走近这个曾经显得那样美丽的国家。

真是天不负我。2002年的8月18日至25日,我有幸随中央电视台《彭真》摄制组前往罗马尼亚,拍摄1960年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工人党会议旧址,采访原罗驻中国大使罗明。这样,我终于有了一次抵近观察罗马尼亚的机会。在我们停留的5天里,除布加勒斯特市以外,还曾到访康斯坦察、阿尔杰什和布拉索夫三地,并同我使馆同志进行了座谈,这使我对这个美丽的国家,有了初步的认识。

19日凌晨3时(当地时间,与我们有5小时时差),我们怀着新奇的心情,在布加勒斯特国际机场降落。机场不大,但很整洁,特别是凉爽的空气,十分清新。晨曦微露下的布加勒斯特,显得宁静。同北京相比,它不仅小得多,而且建筑比较老旧,缺少现代大都市的风采。但街上行人,着装很有色彩,特别是年轻人,同发达国家的流行时尚,并无很大区别。店铺里的商品,相当丰富,有罗马尼亚国产的,也有西方进口的,价格不算昂贵。

罗马尼亚国土面积不到24万平方公里,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相若。人口2170万,大约是广西的二分之一(广西人口最新统计为4489万),且人口在持续负增长。罗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矿藏丰富,特别是石油工业非常发达。据传,我国的陆地石油勘探、开采和提炼技术,曾经很大程度上来自罗马尼亚。罗的机器制造业也有相当水平。因此,罗实际上是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国家。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1989年发生在罗国内的剧变。在布加勒斯特,不管口头同人们交谈,还是出版物(英文),都称1989年事件为“革命”。“革命”的英文含义,是“巨大的社会变革”,或指“通过强力改变领导人和政治体制”。看来,人们是认可这样一个意思的。我不知道在俄文里,他们是如何解释“八九事件”的。但在罗马尼亚,1989年的变动,的确带有强力甚至暴力的性质。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使馆二把手)刘增文先生在同我们座谈时说,他目击了整个罗的1989年事件。甚至12月21日罗共中央在首都共和国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他也参加了。那是罗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一个星期。

1989年11月,在罗边境城市蒂米拉索,发生了匈牙利裔群众反对政府拆除其住房、迫使他们迁至农工社区的事件。事件中,群众上了街,遭军警驱赶。12月15日,因为安全部门准备逮捕支持匈牙利裔群众的托克斯牧师,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17日,在蒂米拉索因数千人游行,发生流血冲突。19日示威扩大到数万人。军警开枪,造成流血事件。20日,罗共宣布实行戒严。

12月21日中午,刚刚从伊朗访问回国的齐奥塞斯库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群众大会。齐在大会上讲话,严厉谴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齐是在蒂米拉索事件发生后到伊朗访问的。他并没有把蒂米拉索事件看得太重。可能他认为,只要自己出面干预,事件会立刻平息。然而,事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在共和国广场,当场有人公开反对他。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据说,以伊利埃斯库(罗现任总统)为首的反对派,也在共和国广场组织起来。

面对广场的混乱,齐奥塞斯库下令国家安全部门逮捕闹事的人,并严责国防部长米列亚上将调动军队平息反对浪潮。但忠于齐的米列亚不愿意动用武力。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下,米自杀身亡。这个自杀事件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混乱,以至军队“倒戈”。

第二天,罗全国发生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上午11时,齐奥塞斯库下令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国防部拒绝执行。群众此时冲进了罗共中央和政府大楼。12时,齐奥塞斯库同夫人乘直升机飞离布加勒斯特,前往罗党中央在斯纳果伏湖的别墅。从这里,他又乘汽车前往一个兵营。但在高速路上,被群众截住。25日,经一个临时法庭的秘密审判,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

从回国到遭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仅仅度过了5天时间。罗共也在顷刻之间瓦解了。可以说,在东欧剧变中,这是最令人震惊的事件。笔者曾问陪同我们的罗国家电视台制片人,对这件事怎样看。他的回答是暧昧的。他说,也许这不是最好的选择(指处决齐),但是,当时人们没有办法。如不这样做,军队和秘密警察间会有冲突,外国也可能会插手。救国阵线果断地处理了这件事。

让我感到更为惊讶的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罗共党员竟没有一人站出来反对。陪同我们的这位电视台制片人就是罗共党员。他说,他对齐奥塞斯库是失望的。他于是给我讲起了八十年代后半期罗人民艰苦的生活。

应该承认,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担任罗共总书记,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罗在政治、经济上是卓有建树的。当时,罗的经济发展虽排在东德、捷克等国之后,但还相当不错。但是,八十年代中期后,罗经济开始下滑。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还了200亿美元的外债;二是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修了100多公里的地铁,并建罗共中央大厦;第三是开掘多瑙河到黑海的运河。这几项大的工程和举动,使罗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据刘增文参赞讲,当时,布加勒斯特市晚上竟然连路灯都没有。人民生活极为窘困,吃不上面包,喝不上牛奶。那位电视制片人对我说,他当时为人家拍电视片,人家送给他半袋土豆,他如获至宝,以此送给他年老的奶奶,作为好长一段时间的口粮。听起来真是令人欷嘘。要知道,罗马尼亚的生活方式是典型欧洲式的。牛奶没有了,面包没有了,人们很难忍受。我们曾路过那条开凿的运河。它现在基本没有什么经济和社会功能,等于白挖。

在政治上,罗最大的问题是家族统治。从1972年开始,齐奥塞斯库将自己的家族成员纷纷拉进高层政治圈子,担任重要职务。其中,齐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在政治局常委中列第三位,并担任政府的第一副总理。在她和齐奥塞斯库中间,是罗的总理康斯坦丁,但康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在大事上,是齐一家说了算。据说,他们一家生活相当腐化。罗现在保留有三座昔日的皇宫。其中一座就被齐奥塞斯库夫妇占用,并大事扩建和装潢。显然,这是不会得到老百姓拥护的。

然而不管怎样,剧烈的政治动荡对于一个社会、特别是对老百姓说来,不是一件好事。经过“八九事件”,罗社会经济遭受更沉重的打击。许多工矿企业一蹶不振。私有化也并没有马上解决原本效率低下的问题。加之整个苏东国家的巨大震荡,破坏了过去的经济环境,这就加剧了东欧国家的艰难处境。在笔者看来,罗实际上也实行的是“休克疗法”,即较迅速地推行私有化。办法类似于俄罗斯,也是将原有的国有资产折成代金券,实行一定比例的分配。现在罗国内的农业已经实现了私有。在这个私有的过程中,两极分化是明显的。在布加勒斯特,富人开豪华轿车,在郊外风景优美的地方盖别墅,表明这些人正在快速地积累着自己的财富。相比下来,一般的工薪阶层,生活比较清贫。陪同我们的罗国家电视台制片人告诉我,他的月工资是150美元。这大约是一个平均数。使馆同志说,布加勒斯特的人均月收入是110美元。七十年代,罗货币列伊对美元的兑换率是7比1。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时,这个兑换率已经达到30000比1。这意味着,许多人在银行的存款贬值得几乎一文不值。这对许多养老金领取者是个极大的打击。

据使馆同志介绍,目前罗议会式政治比较稳定。为了民族利益,在野党不再像刚刚实行议会政治时那样,专门挑剔执政党的毛病。在全球化过程中,人们不得不为国家的利益,趋利避害。在经济发展方面,罗现在同它的邻国保家利亚大体相当,排在波兰、捷克、匈牙利之后。据说GDP达到了4%的增长率,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

在访问中,笔者曾经问过一些人,也看过罗出版的英文书,但仍然没有搞明白罗目前的国家性质。一般的说法是:罗马尼亚是多元的、民主的共和国,当然也是实行私有的、市场制度的国家。没有人把它定位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其他什么制度的国家。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强调的是政治多元和民主。事实上,罗的社会制度,实行的是立法与行政分离和参众两院制。这类似于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多党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过去由共产党一个党实现统治的制度。据使馆的同志讲,经历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罗的政治逐渐走向成熟。这也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事实。

对于罗共在转瞬间垮台原因的深入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务。但一个最直观的答案,是问题出在罗共自身。经济搞不上去,人民生活下降,官僚分子腐败,而政治体制又不能保障人民意志得到充分表达,人民的民主权利完全被漠视,这无论怎样都是危险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以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是执政党极为重要的思想武器。世界上的教训往往就是这样:它是惨痛的,但也留给人们必要的思考。有了思考,人就不会再盲目。

此次赴罗,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采访到原罗驻中国大使罗明先生。罗明是个中国通。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就奉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此后,他成为罗马尼亚的首席中文翻译。他的夫人、女儿和女婿都精通中文。女婿还将在不久到北京就任驻中国大使。

罗明先生是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亲历者。当时,他是罗党中央派到中国代表团的联络员。他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叙述,同我们过去在国内了解的有所不同。

罗明告诉我们,所谓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指在罗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来到罗马尼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都列席了罗党的代表大会。罗明说,赫鲁晓夫在向代表大会致词时故意讲到,某些国家的党,读书并没有读懂,他们在教条主义地处理问题。他们不了解实际,制定了一些脱离实际的方案和计划。罗明说,虽然赫鲁晓夫当时并没有指明说谁,但大家都能感到他的暗示。特别是东道主罗马尼亚人。他们不希望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罗明说,他没有进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大厅。但他知道里面在吵架,气氛紧张。罗明提供的一个细节是,在会议的当晚,罗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在斯纳果伏湖党中央别墅宴请各国代表团。就在招待会将要结束时,罗明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宴会一结束,马上带领中国代表团回到布加勒斯特城里乔治乌?德治的家。罗明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番特殊的安排。乔治乌?德治并不拥护赫鲁晓夫企图以压服方式对付中国代表团的做法。但他又不好公开表示对中国的同情。他希望安抚中国同志,同中国代表团做私下接触,可他深知苏在罗的耳目众多,结果采取了这种保密和不合常规的安排。

但在阎明复的回忆中,中国代表团是按照中央来电,主动前去拜访乔治乌?德治的。阎明复说,中国代表团在凌晨2时来到乔治乌?德治的住所,并开始了谈话。可罗明坚持他的记忆,认为中共代表团是在他的引领下,于宴会结束的当晚11时赶到布加勒斯特乔治乌?德治的官邸的。罗明说,谈话在官邸的露天平台上进行。当他们到来时,平台上什么准备都没有。彭真等中国代表团成员,是每人自己搬一张藤椅随便坐下的。罗明说,当时的场景他印象极深。中国代表团和罗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围坐在一起,没有排任何座次。这表明,整个谈话既有预谋却又随机而行。

罗明说,德治在谈话开始时,希望中国代表团把心里话坦率讲出来,同时,他也表示了在某些方面对赫鲁晓夫做法的不满。罗明回忆说,双方谈到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谈到了在兄弟党之间应该遵守哪些准则。大家一致认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父子党”、“霸权主义”这些概念是不应当存在的。据罗明回忆,会谈气氛非常融洽,充满了相互间信任的精神。他甚至认为,这次谈话代表了罗党对中共的特殊态度,它开辟了罗党和中共关系的新局面。

罗明的回忆是富有声色的。在电视取景器的画面上,他彬彬有礼的举止,很是动人。作为文献纪录片,我们对他的回忆还要作进一步考证。但他提供的历史细节,却使片子丰富起来。

为了这次电视采访,罗明夫妇特地把当年彭真送给他的刺绣桌布拿出来,展示在电视镜头前。看得出来,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见证人,罗明先生企盼中罗友好的情感是真切的。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他在采访前一天才从医院回到家里。五天前,他刚刚动了一次肝部手术。可以说,为见中国客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

五天的访问终于结束了。我和我的摄制组朋友们,为有这样一次值得回顾的出访感到充实、兴奋。

(本文发表于《百年潮》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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